王世舜教授（1935-2024），安徽省灵璧县人，是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学者，聊城大学文学院教授。

自20世纪60年代初期，王世舜教授便潜心致力于先秦典籍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82年出版的《尚书译注》，注释简明、译解通顺，多次印刷，广受好评。《中国出版年鉴》发表专论，高度评价“书中许多地方有作者研究的创见，突破前人和时贤的理解”，1983年，该书荣获山东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85年5月，他的第二部专著《庄子译注》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被著名史学家严北溟教授誉为“杰出科研成绩”，并荣获山东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王世舜教授独立编纂《老庄词典》、主编《先秦要籍词典》、参与编撰《汉语大词典》等系列工具书，为古籍整理和学术研究作了大量基础性工作。王世舜教授发表的20余篇学术论文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如《试论周易产生的年代》一文，发表于1981年《齐鲁学刊》第2期，同年《新华文摘》第6期摘要介绍，1987年被收入《周易研究论文集》第1辑；《略论〈尚书〉的整理与研究》一文被人大资料复印中心全文转载；应邀为《中国史学名著评价》撰写的《尚书评价》一文，北京师范大学许殿才教授在《近年史学史研究成果集中展示》中评价该文“提出了经学史上的一个新见”；《论孔子的君臣观》《论孟子的君臣观》《齐物论发微》等论文，更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并发表，赢得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赞誉。

王世舜教授是聊城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的奠基者与领军人物，为学校的学科建设与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长期为本科生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庄子研究》，为研究生讲授《中国经学史》《中国学术史》等课程。1988年，被山东大学聘为兼职教授和硕士生导师。从1992年10月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被评为山东省优秀教师。1993年5月，被安徽大学道家文化研究所聘为兼职研究员。1994年，被聘为《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特约编委，同年5月10日，作为编写代表参加了《汉语大词典》编撰出版庆功会，在人民大会堂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

 

 

宁登国：儒道兼通 风骨长存--悼念恩师王世舜先生

 

      初识王世舜先生，是1996年9月份。开学伊始，先生为我们九三级一、二班本科生开设了《庄子研究》选修课。先生那旁征博引和条分缕析的学术功力、豁达洒脱和鞭辟入里的思想深度、抑扬顿挫和忘我抒情的授课风采，历历在目，铭刻在心。此后，先生一直是我学习和生活上的人生导师，更是影响我学术生命至为深远的导师。如今，恩师仙逝，山木颓萎，江河哀泣，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兹据恩师平素教诲和耳濡目染的点滴心得，将先生学术思想略述一二，聊表哀思。

      《论语·里仁》云：“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先生实可谓终生以学术为生命、以求真为使命的学者典范。在先生定居北京之前，每天下午五点钟左右，先生总会身着一件浅灰色大衣，戴一顶深黑色毡帽出现在聊城大学栖凤林旁的小路上。时而低头沉思，时而驻足凝望，踽踽独行，神情庄严，成为聊大的一道耀眼风景。散步不是先生的休闲时间，而是他行走思考的黄金时间。最令先生念念追寻、上下求索的莫过于“原始儒家”的真精神、真内核。鉴于自汉代董仲舒名为尊儒，实为强本弱枝，尊君抑臣以后，儒学遂成为政治的附庸，学术亦失去其应有的独立与尊严。每当先生和我们面谈时，寒暄过后，话题总是离不开“原始儒家”的君民关系和君臣关系，这也是他考察“原始儒家”的两大契入点。敬天保民、民为邦本的思想，实为儒家哲学的精神实质，抓住了这一点，也就抓住了“原始儒家”的内核。由此，先生结合汉初统治者卑儒的政治形势和伏生存亡继绝的心路历程，始终以孔孟为代表的原始儒家民本思想为准绳，将伏生《尚书大传》逐一和今古文《尚书》所反映的思想进行比较，认为《尚书大传》中浓厚的“通贤共治”思想与《今文尚书》二十八篇非杀即伐的主题思想存在着很大差别，而与《古文尚书》的民本思想如出一辙，从而认为《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和《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在先秦时期应为同一部书。《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壁藏”残本，而是伏生不得已而为之的选编本。而被后人断为伪书的《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并非伪书，其中保存了“原始儒家”重民、养民的真精神，应予以高度重视。伏生《尚书大传》可谓解读《尚书》的一把钥匙，在《尚书》学史上具有首创之功，理应受到尊重。

      理解《尚书》如此，对于孔孟思想的把握也是如此。以孔孟为代表的原始儒家，绝不类在后世专制王权威压下而形成的惟命是从的奴婢品格，而是正气凛然、傲骨铮铮、刚直不阿。被先生津津乐道的孔孟君臣观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真正的儒家君臣关系并不存在着人身隶属关系，而是互有预设的对等关系。君要尊重臣，臣要忠诚于君，二者缺一不可，互为条件。虽然在政治等级上存在上下属关系，但在人格上是独立的，是平等的。先生常常择取备受争议、褒贬不一的管仲为例，深入剖析原始儒家的君臣关系实质。从表面上看，管仲背叛了自己的主君公子纠转而辅佐政敌齐桓公，看似不忠不义，但从其一生事功的大处着眼，管仲辅佐桓公成就霸业，赢得了一段难得的和平时期，避免了战争苦难，保护了人民，使人民深受其益，而非仅为一人一姓谋私利。因而孔子从民本的角度评价管仲“如其仁，如其仁”，这种超脱一人一姓、不拘小节、保民而王的大君臣观，是后世专制时代难以企及也难以理解的。及至孟子民贵君轻、独夫残贼之论更是专制时代的儒学思想望尘莫及的。每当深入到这种原始儒家真正“大君臣观”内核之时，先生往往难抑内心激动之情，声音也提高了许多，连用“拍案叫绝”“深刻极了”“绝妙极了”等词汇，慷慨激昂地表达对孔孟伟大哲人思想的崇敬之情和强烈的文化自豪感！

      正是抓住了原始儒家民本思想这个精神内核，先生才获得了沟通孔孟、精鹜先哲的法宝，汲取了为学术立命的勇气和责任感，从而深入透辟地解读出经学的精髓，常常想常人之未想，发前人之未发。最为突出的便是先生晚年对于《春秋》和《左传》的重新认识。长期以来，学者们关于《左传》的作者问题一直众说纷纭，聚讼未决。这个问题也成为先生思索不已的焦点之一。在文献不足征的情况下，他通过对司马迁、班固《春秋》和《左传》相关记载逐字逐句的条分缕析，反复对比，犹如老吏断狱，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从字缝中间发现了一些前人从未曾注意的线索，如《孔子史记》书名的提法；“具论其语”的全新阐释；左丘明“西观周室”案的断伪问题；公羊学家《春秋》“调包记”问题等等，都发前人之未发，显示了卓越的洞察能力，最终断定《左传》的著作权应非孔子莫属。“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周易·系辞》）先生的这一思考结果，大概与姚曼波教授《春秋考论》“《左传》蓝本为孔子所作”观点的提出不分先后，不谋而合。故当姚教授为新作索《序》时，他欣然应允，心有戚戚，赞其“为春秋学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此后，为令“孔子作《左传》”这一掩盖近两千年的历史真相大白于天下，先生又连续撰写《春秋左传平议》《春秋左传再平议》《春秋左传关系论》等文章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细针密线似的论证和完善，以致在学界掀起一场关于《春秋》《左传》的大讨论。真理不辨不明，相信随着蒙在“孔子作《左传》”这一历史真相之上种种迷雾的廓清，定将迎来《春秋》学研究的新阶段。

      “天下之大德曰生”（《周易·系辞传》）。先生不仅从民本内核入手试图还原“原始儒家”的真精神、真面目，而且还由此深入思考儒家民本思想的来源问题。儒家思想之所以源远流长，历久弥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博爱的民本思想已蕴含在天、地、人三者组成的现存宇宙格局中。天地生养人，这就是天地之德，人学习这种生养之德，就是仁，就是爱；人回报这生养之德，就是礼。儒家哲学就是通过模拟和把握宏观的天地自然秩序，讲究个人在这个“天地人”的现实格局中的责任，以达到社会秩序的和谐。为此，先生又将思考的视角转向以《周易》和“老庄”为代表的天道哲学，深入探讨筮占的产生、阴阳二气的形成、庄子“通天下一气”等形而上哲学问题，究天人之际，明儒道关联，探寻中国哲学的终极依据，从而形成一套独具个人特色的学术体系。

      钱钟书《管锥编》中说史家叙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在长期的治学过程中，先生已形成治学严谨而又富有创新精神的学术个性。他不仅要穷究天人，探寻学术渊源，还要沟通古今，“遥体人情”，“悬想时势”，采用与古人对话的方式，将所论人物的心路历程和精神世界揭示得淋漓尽致。如对治《尚书》第一人伏生为何只传《今文尚书》而将《古文尚书》束之高阁，他在分析了伏生“君子儒”的人格和汉初卑儒的文化政策以后，认为伏生是为了自身安危和保护《尚书》不致失传，特补偏救弊，将《尚书》最为宝贵的民本思想寄寓在《尚书大传》中。这样既解决了今古文《尚书》的流传问题，又深化了长期被学界忽视的《尚书大传》的研究。又如对以董仲舒为代表公羊学家为何要炮制左丘明作《左传》的论断，先生从当时公羊学家对文坛的垄断专制和偏狭刻薄的群体心理分析，认为公羊学家为赢得穿凿附会的空间，采用移花接木的手法，将本来孔子所作的《左传》置换为《鲁春秋》，又杜撰左丘明与孔子西观周室而作《左传》，这样既还《左传》著作权于孔子，又明司马迁《十二诸侯年表序》“恢诡”之曲笔，实可谓潜心腔内，探赜显幽，入情入理。同时，在撰写过程中，先生也常常借他人酒杯，浇己之块垒，在对伏生、管仲、伊尹、子产等人不慕名利、刚正不阿的人格进行大力彰扬之际，亦将自己正道直行、实事求是的学术品格与为人气节深寓其中，溢于言表，达到学品与人品的完美统一。

      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如用当前流行的评价标准来衡量，先生发表的文章数量并不是很多，发表刊物的级别也不是很高。但正如其自号“守拙”一样，决定文章质量高下的不是其发表在哪里，而应是其中是否有对学术的守望和真理的坚守。先生一直认为先秦典籍因其产生的时间早又历经劫难，虽然学术探索不断推陈出新，没有停止，但几乎每一部典籍仍存在着复杂而难以解决的问题。如“原始儒家”真面目的还原、伏生《尚书大传》的学术定位、《春秋》与《左传》的关系、《左传》的著作权、《周易》的产生时代、《庄子》“气”论的层次等等。熟知非真知，先生对这些问题没有因其老套陈旧而刻意回避，而是信奉为学要敢于碰硬、敢于担当的精神，淡泊名利，甘于寂寞，迎难而上。这些见解均为先生多年如一日精思熟虑的结晶，也是其弘毅坚守、志兴经学精神追求的体现。每次谈及文中问题，先生总是如数家珍，精神焕发，侃侃而谈，不知老之将至。

      先生移居北京后，仍思索未已，笔耕不辍。虽然他生前编纂整理的《老庄词典》《先秦要籍词典》和《尚书译注》《庄子译注》已因其实用性、精准性多次印刷，广受好评，但先生更为钟情和着力的是在此基础上对经典思想义理的深入探索。他常说，文献整理是最基础的工作，非常重要，但学问不能仅停留于此。经学是中国所有学问的核心，最终还是要将经典所蕴含的真正思想精神发扬出来。他一直认为，经学研究仍有很多问题需要重新加以检索和完善，特别是先秦原始儒家思想的真面目仍认识不清。因他对先秦最古之书《尚书》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整理和思考，曾试将五十年来有关《尚书》的思考撰写成书。但因先生退休后家庭变故，此书和有关《庄子》的研究未能如愿完成付梓，甚为遗憾。

      先生一生，宗法尧舜，成彬彬君子；精研诗书，著焕焕文章。先生翰墨流芳，风骨长存！

 

 

郝润生：我与恩师二三事

 

2010年金秋，在我调到北京一年时，几个北京的同学相约去拜访在北京居住的王世舜先生。上午11点，我们到了王先生的住处。听人讲，先生曾患前列腺疾病，又患严重心脏病，经紧急抢救，心脏做了四个支架，方才转危为安。我想，先生该是非常疲惫，精神也会因此受到影响吧。

    我们尚未进门，先生老早开门来迎。二十年未见，先生面色红润，神采依旧，一点看不出大病初愈的神态来。路上听同学讲，先生早已约好，见面后要让他先讲半个小时，然后再依次听我们汇报。听到此言，大家不觉莞尔，觉得先生虽然已经退休，大约仍然留恋课堂，或以此为戏言吧。

    寒暄未已，甫一就坐，先生就从一个话题发挥起来，开始引经据典，滔滔不绝了。学生们围拥身旁，侧耳倾听，客厅内仿佛有了课堂的环境。先生讲起来眉飞色舞，谈儒论道，从《周易》讲到老庄，由孔子论及儒学，艰深的典籍在先生嘴里从容叙来，说者忘我，听者入神矣。

    我是1986年入大学学习的，四年时光荏苒而过，诸位先生中，唯有王师对我影响至深。盖因我平素喜欢古典文学，但更因王师之渊博。

    在记忆中搜索当年先生授课镜头，特录下传神者，微笑之际，想起那温馨的课堂，作久远的情感寄托。

    1987年冬，先生为我们讲授屈子《离骚》，竟达月余。一日大雪，先生白天讲授，余兴未尽。

    全班约好，晚上请先生继续为我们讲授。晚7时，同学们整齐坐好，先生如约而至。鸭舌帽，黑色呢子大衣，围一条长围巾，手里端着那惯用的大大的茶缸。他讲台站定，在同学们目光期待中，缓缓说道：“闻一多曾言道：月下饮酒读《离骚》，方称得上真名士。一多先生堪谓学痴！”既而缓缓吟诵：“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他语调清朗，普通话夹着淡淡的安徽口音，读起来真是韵味十足。先生边吟边摇动身子，头微微上抬，双目闪光，他沉醉了，我沉醉了，大家都沉醉了……

王师授课，重视师承，每当提及自己当年的授业恩师，钦佩之情，溢于言表，并且常常伴一句“他的学问可大了！”的赞语。日子久了，同学们熟悉先生赞语，以至于每当他论及某人学问高深，不等先生赞语，全班同学竟然异口同声，替他赞道：“他的学问可大了！”然后，全班同声大笑，先生也笑，课堂其乐融融，令人回味。

    毕业之后，受先生影响，我给学生讲授古文，往往也会不自觉地摇动身子，竟然觉得这倒是体会古文语言节奏、品味古人思想的独特姿势，似乎非此难以传达自己的体会。只可笑自己未能悟得先生学问之堂奥，惟学先生举止，仿佛如今之青年，在追捧所谓“青春偶像”时，连其举止打扮也都模仿了去。只不过，我的偶像是我的先生，而他，已是八十高龄了。

    廿年分别，一朝欢聚，虽欲千言，奈何时短！告别先生，心里温暖无比，身上也洋溢学问之余香矣！

 

2010年8月16日于北京回龙观

 

 

 

杨国栋：祭王世舜先生文

 

维公元二零二四年农曆甲辰九月望日，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副教授、寿张杨国栋谨以远程清香短文之奠，致祭于恩师、聊城大学资深教授、灵璧王公之灵。惟公专心经史，兼治南华。探其幽义，执其幢牙。克勤克勉，行懿德嘉。今其薨矣，呜呼哀哉！

公籍徽北灵璧，幼从外祖就塾，后因家贫而辍。及冠入鲁，年二十一就读山东师范大学。学成四年，复就教于聊城师范学校。辛丑岁，函授山东大学，随一代硕儒高晋生先生习经典之学。翌年，调聊城一中任教凡十有六年。年四十四奉调聊城大学（原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丁卯晋阶教授，又二十年。因贡献突出至丙戌五月方得乞身，时年已七十二，同年来寓京郊者又十八年矣。其间曾受聘于清华、北大诸名校，讲授《尚书》《庄子》等儒道经典。公年七十八有丧子之痛，复遭两次病患。公虽常自称风烛，犹笔耕不辍。今秋旧疾复发，于农历九月初九日病逝于北京积水潭医院，距其生公元一九三五年乙亥四月初二日，则享年九十。从教一生，骤然捐馆，众亲饮泣，诸生泪涟。

栋闻道既迟，年二十三方来读东昌，习书艺小道。翌年辛巳冬，以为治藏书印故，得识公于校廨寓所。后缘好庄子及文字之学，常问学席前，所知学界掌故亦多听闻于守拙斋。乙酉春，公命予再治金文姓名小印，奉呈之时公取戊戌版《庄子注译》颁赐，并题曰：“庄子一书，博大精深，研读颇不易，杨生国栋有志于斯，良可嘉也。世舜题记，二〇〇五年三月。”师言“有志”，感愧在心。今予从教亦二十有年，虽无所成，然公之教诲，永铭于心，为人为学，则不敢有一日淹懈。公京居后，予亦常往问学。庚子疫后，未问起居者已五年有馀，今公倏然弃馆，讵知己亥一别，竟成永诀。今欲再侍席前，而师已不待矣。呜呼！

夫公执教凡七十五载，经世致用，其德洁修。丹菊既谢，香馥永留。寒木为泣，其泪湫湫。呜乎哀哉。

伏惟

尚飨！

甲辰九月之望，寿张杨国栋饮泪恭拜填讳于平城旅次。

 

 

（作者系聊城大学2000级校友，现供职于山东工艺美术学院）